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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音乐：声画交响讲好人民的故事******

　　作者：王铁卫（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金士友（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敞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近两年，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主题曲《这世界那么多人》在线上线下爆火，感动了无数听众；“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我愿活成你的愿，愿不枉啊，愿勇往啊，这盛世每一天”，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题推广曲《如愿》将影片传递的亲情与家国情唱进了观众的内心。而电视剧《山海情》片尾曲《花儿一唱天下春》、电视剧《人世间》同名主题曲等也随着电视剧的热播广泛传唱，直击人心。

　　电影电视是音画的艺术，音中有画，画中有音，声画交响共同成就影视精品。关于影视音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熟悉旋律。“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北风那个吹》歌声响起，电影《白毛女》的画面会浮现在很多人的眼前，当年徒步十里，拿着小马扎集体观影的记忆也会被瞬间激活；“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当这些音乐一一响起，是不是有种切歌就像翻相册的感觉，包括谁挑着担，谁牵着马都是在记忆中对号入座的。

　　音画交响造就的经典影视剧不胜枚举，留下来、传下来的经典影视音乐更是不计其数。然而，曾经有一个时期，影视音乐似乎并未跟上影视剧高速发展的步伐，配乐不少，能够流传的却相对有限，以至于不少人感慨新创精品影视音乐变少了。究其原因，“抢时效”“流量至上”等观念催生的浮躁乱象，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后果。无论是对流量的过分倾斜，还是对影视音乐投资和创作时间的过度挤压，最终都会导致创作乏力，牺牲了作品的质量。此外，“跳过片头片尾”“倍速模式”等便捷键对影视音乐也会产生某种伤害，主题曲、片尾曲被直接跳过，插曲变形为奇怪的声波。如何破解这些难题，创造影视音乐新辉煌，“内容为王”“质量至上”仍是不二之选。

　　和前辈电影人、音乐人相比，我们缺什么呢？一不缺技术，二不缺设备，缺的是深扎民间的脚力，深挖传统文化宝藏的眼力，感悟地域音乐特色并凝练成精品的脑力，无数遍推倒重来的笔力。

　　总结老一辈音乐人的成功经验，对我们的创作大有裨益。在中国电影发展初期，一大批电影人、音乐人为音画艺术的繁荣作出了突出贡献。比如长春电影制片厂作曲家群体曾创作出大量具有浓烈民族色彩且流传至今的经典电影歌曲。不管是雷振邦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作曲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还是刘炽作曲、乔羽作词的《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等，都始终激励着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成为重要的精神财富。就拿人民音乐家雷振邦来说，为了创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他在交通极其不便的情况下，几经辗转从东北到新疆，采风三月有余，水晶般的冰山、辽阔起伏的草原、雪白的羊群、牧羊人的歌声、途中听到的民歌舞曲等汇成灵感源泉，最终造就了这首不朽名曲。雷振邦引用俄国音乐家格林卡的名言来表达自己的心得：“真正创作音乐的是人民，作曲家只不过是把它编成曲子而已！”正因为他知道人民就是生活，在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先后到过二十一个省、区、市，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他脑海中积累了丰富的民间音乐语言，作品也自然像泉水般从心里流淌而出。多年来，他的作品传遍神州大地，浸润着亿万听众的心田，显示出长久的艺术生命力。这或许是当前电影人、音乐人值得学习的成功密码。

　　近年来，随着文娱领域综合治理的深入开展，影视圈更加风清气正。精品影视剧热播热映的同时，一批影视音乐受到广泛关注，部分影视剧主题曲、插曲的热度甚至超过了影视剧本身。这些“出圈”的影视音乐力作，不仅在声画交响上着力，同时还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人民的喜爱为最高标准，歌词、旋律直击人心，如亚洲流行音乐大奖2021“最佳影视歌曲”获奖作品《这世界那么多人》，一句“多幸运，我有个我们”把爱人、亲人，甚至陌生人的心凝聚在一起，面对困难，面对疫情，带给人无穷的精神力量；二是热情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唱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如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题推广曲《如愿》，致敬父母一辈的奋斗与奉献，激励着新时代青年人传承父辈志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接力奋斗。

　　影视音乐一直以来都是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一环，与时代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形象，绝不能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群众、只写一人悲欢。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文化的碰撞，影视音乐在多元化发展的同时，更要肩负起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责任。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初心，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影视音乐的创作之中，根植于中国本民族沃土、立足于人民群众，努力创作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影视音乐。

　　此外，影视音乐还要讲好中国故事，尤其要讲好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故事。影视音乐既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要满足时代的需要、反映时代发展的脚步。真正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优秀影视音乐是能够产生文化价值的，是能够激起人民广泛共鸣的，能够让人民在其中获取更多的精神满足感、生活幸福感、民族自豪感，能够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1日 13版）

乡村之变如糖入水——读付秀莹长篇小说《野望》******

　　作者：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付秀莹爱自己的家乡，家乡也馈赠她丰厚的文学。她携带着家乡的泥土芳香一路走来，在她的文学田野里搭建起一个充满烟火气息和人间温馨的“芳村”。从《陌上》到《野望》（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付秀莹深情地讲述着芳村里的人和事。她讲述的是普通农民日常地过日子。在她的讲述中，芳村里的家长里短、柴米油盐，还有院里的鸡和屋里的娃，都变得生机盎然、活色生香。她先是在《陌上》以主人的姿态热情领着读者来到芳村串门，倾听兄弟姐妹们的唠叨，也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接着到了《野望》，她则是“深扎”到一户人家，陪着翠台一家人度过了一年的岁月。在这一年里让我们看到，乡村人家在新时代精神的润泽下是如何将日子过得越来越精彩的。

　　作家采取的是典型的日常生活叙述方式，她的句式是短促的，这使她的叙述很像是在与亲人絮叨唠嗑，具有浓郁的日常性和人际交流的亲切感。不得不佩服付秀莹的叙述能力，她这两部小说都是在讲述芳村的家常事，看似平平淡淡，没有什么戏剧性冲突，却是有滋有味。仔细读了付秀莹的小说，才明白这还不完全是由于她的叙述能力强，更由于她对乡村的日常生活有感情、有体会、有思考。付秀莹的思考始终贴着乡村的伦理精神而展开。乡村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生产生活方式，血缘和地缘是农民进行人生价值判断的两大基础。以血缘和地缘为主调的乡村伦理精神就像黏合剂一样协调着乡村人际关系。付秀莹在《陌上》这部小说中将此表现得十分充分。而在《野望》中，她则是对乡村伦理精神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她思考的重点是：在新时代和新生活的背景下，乡村伦理会面对什么样的挑战，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付秀莹专门挑选了翠台一家为代表来看乡村的变化。翠台一家是很普通的一家，丈夫根来是一个老实本分且很勤劳的农民，他养了十几头猪，是村里少有的几个养猪专业户之一。翠台里里外外地忙着，既要操持好家里的一切，还要关照好公公婆婆的生活。儿子大坡、儿媳爱梨和孙女一家三口和他们住在一起，其乐融融。小说的开头正是小寒节气，芳村的家家户户都在热热火火地准备过年。小说的主人公翠台出场了，她像往常一样吃罢早饭要到她爹那边的院子里去。但她爹的一句话，才让人们了解到，看上去像往常一样的翠台其实心里藏着焦急的事，她的儿媳妇因与儿子拌嘴竟连夜带着孩子跑回娘家去了。这看似无非小两口拌嘴的小事，付秀莹却将其写得一波三折、跌宕起伏，而这一切又都是贴着日常生活去写的。一方面，翠台担心儿媳妇一生气不回来过除夕了，另一方面，要请谁去劝她回来才合适也颇费思量。这对一个农村家庭的主妇来说，都是关乎情面的事情。如果儿媳妇过年没回来的话，这会让全家在村里颜面尽失；至于请谁去劝，则涉及关系亲疏、作用和影响的大小等问题。该请的人都请了，翠台还专门去庙里烧了香，但对方丝毫不听劝。翠台正一筹莫展时，儿媳妇却主动打电话给她丈夫，让丈夫接她回家，全家仿佛啥事也没发生过似的，高高兴兴地准备过大年。回家与不回家，其实背后都是乡村伦理在起作用。

　　说到底，这不过是一桩小家事，付秀莹却将其写得风生水起、有滋有味。这是因为她懂得滋润乡村日常生活的活水在哪里，看似琐碎的日常生活叙述并不令人读来有枯燥感，就在于她顺着这股流淌着的泉水去写，让叙述富有湿漉漉的灵动性。这股泉水其实就是乡村伦理精神。因此可以说，付秀莹在《野望》中延续了《陌上》的主题。但在《野望》里，乡村伦理精神的这股泉水跳荡得更加活跃了，时不时地掀起了小浪花。这是因为农村不断发生新的变化，不断涌入新的材质、新的现象。就像这次翠台的儿子和儿媳闹出的小风波就是因为年轻人有了新的生活追求，他们也不会像长辈那样习惯于在传统伦理要求下约束自己的言行了。付秀莹在这部小说里就是要表现出，当农村面对新时代和新变化时，乡村伦理是如何处理日常生活矛盾的。乡村生活看上去平平静静，其实不断有新的东西在叩击着人们的内心，让人们内心泛起涟漪。当乡村的日常生活中加入了越来越多的新观念、新习俗时，乡村伦理关系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否则人们面对新的东西会“消化不良”的。比如翠台的婆婆看到老牛他娘要听自己媳妇的遣使时，便感慨“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这句老话如今不灵了。有意思的是，她是当着翠台的面说这句话的，突然意识到给媳妇说这话不妥当，“忙装着往灶膛里添柴”来遮掩过去。从这个小细节就能看出，乡村日常生活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老人一边抱怨现在的媳妇不听婆婆管了，一边又不敢在自己的媳妇面前耍婆婆的威风。付秀莹选择翠台这样一位普通农村妇女作为主角，是从细微的角度来表现现实的新变化的。新变化不仅是宏大的工程，而且也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油盐酱醋之中。翠台这一年来没少经历疑惑和烦恼，大多都与她还不适应新变化有关。她的女儿就令她越来越难以琢磨。比如女儿的手机不让她看，说这是隐私。又比如她本来指望女儿读了大学能留在城市，给全家增光，却没想到女儿表示毕业后要回到芳村，这真让翠台完全看不懂这个世界了。可是，翠台并没有被接踵而至的新东西弄得“消化不良”，这是因为在乡村伦理中增添了很多的“益生菌”，帮助翠台有效地将新东西吸收到日常生活中。这“益生菌”也许是女儿从学校和城市携带过来的，也许是村头那只大喇叭传递过来的，当然更应该是为丈夫养猪分担了风险的合作社政策颁布过来的。“益生菌”让乡村伦理更加完善，也更加和谐。

　　付秀莹在《野望》中的时间设置十分讲究，她以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作为小说的时间节点，演绎了芳村一年的光阴。小说讲述的故事分明是当下现实的，却又模糊了现实时间的具体所指。可以说，付秀莹采用的是芳村特定的时间，一方面，芳村人在心理上还遵循着传统的时间理念，另一方面，芳村的现实又紧随着时代的节奏。付秀莹便是在这样的情境中去书写乡村日常生活的，日常生活仍然像一条平淡的河水，然而新时代的变化就像糖溶入了水中，我们品一品付秀莹的叙述，就能感觉到丝丝甜味。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1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