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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索患者寻医问诊的最优解******

  【新春走基层】  

  光明日报记者 张锐 夏静 光明日报通讯员 杜巍巍

  “目前，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仍是吃劲的时候，大家都在努力，曙光就在前头。”连日来，每天只休息五六个小时的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程帆，劳累着，也被感动着。

  程帆介绍，自去年12月以来，医院两个院区发热门诊和急诊科接诊量激增，高峰时期是同期的近10倍，就诊患者大多数为老年人，多合并基础疾病，入院即告病重甚至病危。同时，医院住院病人猛增，在院病人最多时超过6000人，整体病床使用率超过120%。此外，去年12月医护人员绝大部分被感染，医院人手一度严重不足，面临极大的救治压力。

  怎样才能让骤增的患者有医生看、有病床住？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统筹全院资源，打造开放床位达5198张的“超级医院”，努力做到“新冠患者应收尽收、急诊患者应接尽接、重症患者应治尽治”。

  程帆说，医院打通所有床位，所有病房调整为“综合内科病房”，按照先内科系统再外科系统的收治顺序，“应收尽收”；打通所有收治通道，门急诊、发热门诊患者不以发热进行预检分诊，不查核酸、抗原，“应接尽接”；打通所有专业，全院内科外科打通、中医西医打通，除重症肺部感染患者外，根据患者基础疾病直接收治到相应专科，“应治尽治”；打通全院人员和物资，医护人员“轻伤不下火线”，快速康复后立即返岗，甚至没有完全康复就返岗。

  不仅要让患者能看病、能住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更是想方设法让患者能看好病。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Ⅱ科主任余追说，因为规范的重症救治病区床位有限，很多病人进不了ICU。而经过亚重症改建的普通病房，在重症专家的指导和协助下，也能有效地收治病人。这段时间，余追的身影总是奔波在重症医学Ⅱ科和他“承包”负责的3个病区，守卫着生命之门。

  与此同时，依托24小时接诊的“武大云医”互联网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打破时间和空间的束缚，让优质医疗资源惠及更多患者。

  “这可能是细菌感染或者真菌感染，要尽快做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气道分泌物测序。”“病人整个代谢的紊乱一定要纠正，这是肺炎愈合的基本条件。”1月5日上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Ⅱ科主任胡克、重症医学Ⅰ科主任詹丽英，在“武大云医”上指导湖北沙洋县人民医院紧急救治当地一位61岁的新冠感染患者。

  近半个月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组建的新冠救治国家和省级专家团队，还“点对点”远程帮扶省内的汉川、咸丰、潜江等地的20多家医院，开展急危重症患者远程会诊100余人次。此外，从2022年12月以来，“武大云医”累计接诊超过6.3万人次，为患者提供网络就诊、送药上门、居家健康管理等服务累计超过232万人次。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党委书记万红慧说，作为传承百年红色基因的“红色医院”，医院始终坚持医心向党、医心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健康”，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医院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人才培养，加强学科建设，优化运营管理，加快融合创新，竭力让患者少痛苦、少花钱，不懈求索患者寻医问诊的最优解。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8日 02版）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